文人姚灵犀：写妇女缠足遭牢狱之灾（图）

姚波

文人姚灵犀：写妇女缠足遭牢狱之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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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07

来源： 中工网——《湖南工人报》

照片中的旧时妇女都是“三寸金莲”

旧时缠足的妇女

　　《采菲录》是近几年人们议论较多的一本民国图书，作者是当年寓津文人姚灵犀。

　　1931年5月，天津《天风报》副刊上一个名为“采菲录”的小专栏出现了。作者为该版主编“姚灵犀”。随着连载日深，读者开始对其产生兴趣。不久，文化名人潘凫公、王伯龙、魏病侠等便有评论文章面世，对其或褒或贬，引起一场争议。

　　1933年底，天津书局将文章结集出版，书名沿用了《天风报》专栏名称，曰《采菲录》。出乎意料的是，上市迅速风行，3个月即告售罄。1934年5月1日，作为总发行的天津书局又委托天津大公报社印刷部重印此书，仍是热卖不衰。姚灵犀见该书如此火爆，又于1936年初再出续编，后来三集、四集随即便于1936年12月与1938年12月由天津书局付梓，至此《采菲录》四编全部出齐。

　　在不到十年时间里，《采菲录》以不同形式出版十余个版本，发行十余万册，在平津乃至全国读者中掀起一股“采菲”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怪的文化现象。

　　那么《采菲录》究竟是一本什么书，内容又是如何呢？

　　答曰：这是一系列专述旧时妇女缠足的史料汇编，内容分为亲历、考证、从钞、韵语、品评、专著、撮录、杂著、劝戒、琐记、谐作、附载等类。

　　关于《采菲录》书名，姚灵犀曾在“自序”中有所解释：“《诗·谷风》章云：‘采葑采菲，无以下礼。’刺夫妇之失道也。盖诗人之旨，当节取一善，勿以其根之恶而弃其茎之美，予之编印《采菲录》，亦即取此义耳。”由此可见，作者编此书目的，旨在告诉世人，缠足虽为世俗强加于妇女之陋习，然不应因此而掩女子其他之美也。但由于他在书中不分良莠地将中国妇女缠足史料、考证、劝戒、危害与品莲、纪实、心得等杂糅一体，故而不仅使得全书体例纷杂，而且将大量严肃史料也陷于庸俗不堪中，最终被时人及当局以宣扬黄色及“名教罪人”所诟病。轻者指责其“专写妇女缠足的风流韵事”，有伤风化，患了“拜足狂”，生了“爱莲癖”，重者则联名将其告到警署。

　　然而对此书的肯定也是不乏其人，除姚灵犀友朋潘凫公、王伯龙、息庵、邹英、灵鹣、燕贤等在初版序中力挺此书外，姚之密友当年以“疯话乱语”著称之老宣（宣永光）更幽默著文曰：

　　有人说，灵犀作《采菲录》，必是患了“拜足狂”，生了“爱莲癖”。我在先也存这种的怀疑，并且会与姚君去信劝阻。以后我细查《采菲录》里，也有许多反对小足的稿子，我才知道灵犀的用意所在，并不是如某国之鼓吹主义，不容纳不同的意见。灵犀是要趁着缠足的妇女，未死尽绝之前，作出一种“风俗史”，若以为《采菲录》是提倡缠足，那么，研究古史，就是想做皇帝了，贩卖夜壶，就是喜欢喝尿了!这不是妄加揣测，胡批乱评么？

　　如果说老宣的文字正如其人一样“不正经”，那么作为沽上名医陈微尘的《采菲录》序言或许更能从“科学”的角度去评判此书：

　　灵犀先生编《采菲录》一书，以粲花舌说下乘法，实具苦心，功德不小，就而征序于余。余一巫医之流耳，何足以言见重，独是关于生理上种种观测，容有不能缄默者，聊以尽一人之言责耳。余既习于医，对于妇女百病靡不深切研究，而后知缠足之害，往往为月经病致疾之因。盖每月红潮皆应去瘀生新，气不足则瘀不能去。缠足妇女缺乏运动，气先不足已成定论，加以足帛之层次压迫，使血管受挤，血行至足，纡徐无力。一人每日之血液，本应环行全身一周，若在足部发生障碍，则其周流必生迟滞之弊。一日如此，日日如此，积年累月莫不如此。欲求月经上不发生疾病可以得乎？故中国缠足妇女对于月经之应时不潮，或潮而不畅，或种种病态，或腹痞腰酸，或头晕反呕，皆视为至平常之事，从未加以注意。迨至日久，成为痼疾。腹中血块成瘕，崩漏与经闭种种疾患，皆一发而不可制，然后就医求诊。此时若遏良医，考身体之强弱，半攻半补，审慎下药，或可挽回万一；若遇一知半解之流，往往攻下失宜，峻补贻患，戕及生命，不知凡几，诚可痛心之事也。

　　从此序可见，姚灵犀编著《采菲录》之目的，旨在告诫世人缠足之弊，绝非“拜足爱莲”，否则他在找一批文友“捧场”外，断不会再去请一位名医以序的形式去阐述缠足之害。对此姚灵犀多次声辩，并在《续编自序》中言：

　　吾人欲屏斥一事一物，必须穷源竞委以识其真象，而后始能判其是非。如劝人戒毒，非徒托空言者，亦须先知鸦片之来源及其为害之烈，而后能毅然戒除。故欲革除缠足之风，先宜知其史实，予之搜集资料勒为专书，即此意也。前编问世后，阅者毁誉参半，予不以为惧，亦不以为喜。独有人以此编为提倡缠足相责难者，予不能缄默无言也。予所以编为此书，原欲于纤趾未尽绝迹之前，搜罗前人纪载，或赞美之词，或鄙薄之语，汇为一册，以存其真。更取纤趾天足之影，弓鞋罗袜之属，列之以图，附之以表，使阅者知所印证，引为鉴戒。更为后世之人留此爪印。藉知往日妇女曾受酷刑如此之烈，此纯为研究风俗史者作参考之资耳。

　　虽然姚氏对“毁誉参半”不喜不惧，但警署的监禁与罚款却让他感到恐惧与无奈。

　　2011年，辛卯年春节刚过，我在《今晚报》上意外地读到了南开大学著名教授来新夏先生所写《姚灵犀与<采菲录>》一文。从文中我知道了来先生上世纪40年代初在旅津广东中学读高中时，与姚灵犀的女儿为同学，而且来先生的父亲与姚灵犀还是朋友，来先生父子当年还曾去位于天津义庆里胡同的姚宅中拜访过姚灵犀。

姚波

　　在此文中，来先生除客观评价《采菲录》“实为后世研究社会问题提供参考资料”，并对姚灵犀本人作出“是一位社会史研究者，文献、文物的收藏家，是一位独具慧眼的学者”定位外，还意外地披露了《采菲录》出版后“姚先生始被骂名，继入牢狱，成为‘名教罪人’”的史实。此说正好映证了吴云老所言的“官司”，两相互证，姚灵犀因《采菲录》而入监，当为事实。据来先生讲：“当年对此案就有不同传说：有说是传讯，有说是收监。据我父亲说，姚先生被监禁过短时间，但一直没有直接证据。直至近年，我在一份《人物春秋》杂志上，看到一位台湾学者曹亚瑟先生所写《两个金瓶奇人的遭际》文中写道：台湾一位柯基生医生于2009年10月，在广州参加‘世界性学大会时，曾披露姚先生所写五言诗——《出狱后感言》。”由于全诗目前已难找到，来先生因此将此诗转录于文。此诗在交待完《采菲录》编辑动机及成稿过程后，笔锋一转，将案情与愤懑现于笔端：

　　讵知风流罪，忽兴文字狱。娥眉例见嫉，犴木横加辱。罪锾二百金，拘絷一来复。方知狱吏尊，始知坏人酷。破产所不恤，斥金才许赎。惨苦谁敢呻，不寒见起粟。地狱佛云入，吾徒计之熟。独怪贤士夫，察察如射鹄。敝帚自堪珍，酱瓿尚可覆。从此焚笔砚，不受长官督。漫恨受磨蝎，庸知非吾福。绝意掷毛锥，封侯聊自勖。

　　从诗中的“夫子自道”可见，姚氏因《采菲录》不但被拘监，而且还被罚二百金，最后导致焚笔毁砚掷毛锥的家道中落。对此，柯基生医生在此诗后感叹：“近代名儒姚灵犀因著《采菲录》，详述缠足助性生活获罪。西元1944年当金赛（美国性学研究开拓者）获得企业捐助，专研性学时，姚灵犀因风流罪罚二百金破产，从此东西方性学研究进入消长分水岭。”

　　行文至此，姚灵犀因编著《采菲录》于1944年被拘遭罚至破产的“公案”已清晰可见。遥想当年文坛，因“赤化”与“革命”而“获罪”者不乏其人，然而因一套文化史料而入狱者，在北方最大商埠的天津，还是极为鲜见。也正因此，如今已被遗忘但当年却极为“怪异”的姚案不应被忽视，起码在天津乃至中国图书出版史上应留下一笔。

　　姚灵犀生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原名君素，字衮雪，号灵犀，江苏丹徒人。丹徒现为镇江辖区，而镇江当年与扬州为一体。昔日扬州、镇江妇女缠足风盛，熟谚有“苏州头扬州脚”之说，可能这也是他研究缠足的一个起因。至于他何时来到天津目前已难考证，仅知他在上世纪30年代在津以小职员兼投稿人谋生。著述除《采菲录》外，民国年间尚在魏病侠主编的《风月画报》上连载《金瓶写春记》，专摘录《金瓶梅》中性事描写加以阐释。后又撰《金瓶小札》在沙大风所编《天风报》连载，此文为《金瓶梅》专用语汇辞典。后来他将这些文字与他人文章结集为《瓶外卮言》，于1940年由天津书局印行（该书1989年曾由天津古籍书店影印再版）。此外，他还写有札记《思无邪小记》及长篇文言小说《瑶光秘记》于报刊连载。除写作外，他还曾当过报刊编辑，编有“未刻珍品丛传”，是上世纪30年代天津消闲刊物《南金》的创办人。新中国成立后，他便居家赋闲，1963年逝去。

　　当年人们看姚灵犀“很怪”，由于他的著述与收藏均“涉性”，因此人们认为他有伤风化，是“名教罪人”，但我们站在今天的视角去回审其一生所著所藏，便会给他下一个定义——性学研究者。这在今天的中国已是一种新的学科，人们已是见怪不怪。如果说姚灵犀作为一个“性学研究者”尚有瑕疵的话，那就是他没有把握好“批判”与“欣赏”的界限，没有筛选地将史料中的“菁华”与“糟粕”共糅，遂伎其身遭“污水喷头”，但从其在抢救与保存中国社会文化史料方面所做的努力上看，我们还是不应忘记此人。（倪斯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