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一个村庄的血泪史

姚波

1941，一个村庄的血泪史
2014-08-11 您贵姓

1941年5月30日，奉化溪口沙堤村，每个村民都会记得这个日子。

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正在桥头干活，5岁的女儿和怀孕的妻子在家中等他。

远远的，几个带刺刀的日本兵走了过来。

没人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也许这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根本没有留意日本人的来临；也许这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和对方有了几句冲突。总之很快，人们发现了他的尸体。

接下来几个月，不断有村民被杀，或下落不明，千年古村付之一炬。

第二年，村民樊平良在废墟中出生。72年后，他开始根据老人们的口述，整理每个遇难者的生平，重现他们被害的现场。

接受我们采访时，没读过多少书的樊平良说，他没想过这件事有多大“意义”，只是隐约觉得，乡亲们的死不该只用村史中一句“日军焚村”概括。

的确，历史，惟有具体到每个活生生的人，才能让人铭记。

古村往事

这个位于剡溪边、雪窦山脚下富庶的江南山村已经有了千余年历史。村委会根据老人的描述，请人制了一张日军焚村之前的旧址图：

来自雪窦山千丈岩的一条支流与著名的剡溪在村头汇合，以迟缓的节拍流过幽美的土地，几座小小的廊桥横跨在溪水之上。两岸的民居傍河而筑，黄道街穿村而过，开了很多杂货店、果品店、食品店，在两溪交汇的地方，孔子庙、关圣殿和祠堂隔水相望，承启堂、启我堂、养正堂、崥潭庙错落地建在民居间。

“当时整个溪口镇，只有我们村有孔子庙。”说起当年的情景，村里的老人不无自豪。

沙堤村的历史要比整个溪口镇早得多，据清乾隆《奉化县志》志载，早在唐代贞元时期（公元794年），“唐右相樊泽致仕卜居，樊氏子孙世居此焉。”樊泽就是今溪口镇沙堤村樊姓的始祖。村里的族谱记录，宋景德三年（1006），沙堤建村。之后仁宗年间，有一位监察御史樊良忠因与王安石不合，也弃官隐居在这里，从此樊氏繁衍数十代，清末民初时已经有400余户，1000多人。

这里还是奉化水蜜桃最早的推广地，据据奉化地方文化专家裘国松介绍，1883年，溪口三十六湾园艺匠张银崇，把上海龙华水蜜桃桃种传入奉化家乡试种。试种成功后，首选的“良种推广场”是土厚地肥的沙堤村，之后著名的“玉露”才普及到整个奉化。

根据老人的描述，沙堤村曾是水陆两便的交通要道，来自四明山区甚至新昌的山货在这里装上竹筏，经水路转运到江口或宁波，家家背山临水，满山的桃树和富饶的土地让村民衣食无忧的安乐生活延续了很多年。

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似乎也没有影响这里的平静，也许唯一的不同就是有人看到“少帅”在村边的剡溪里游泳，大家很兴奋，因为这是难得一见的大人物。

村民们当时并不知道，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押送溪口软禁，他的活动范围非常有限，沉沉的心事正重重地压在这个年轻人的心头。

在当时的人看来，“少帅”很多时候都在游山玩水，有近代佛学泰斗，当时的雪窦寺主持太虚的诗《张汉卿邀自亭下坐竹筏到沙堤宴桃花间》为证：悠扬妙乐急湍流，溪上偕乘竹筏游。万树桃花洒红雨，无比春色溢枝头。

没人知道“悠扬妙乐急湍流”是否有所指，正如没人看出两人怡然自得的外表下隐藏着什么，也没人想过，万树桃花和无比春色会毁于一旦。

1941年的五月接近尾声，想来这个初夏开始和往日没什么不同，青青的土阜，渐暖的柳风，郁郁葱葱的桃林里，水蜜桃刚刚结出小小的个儿。那天，湿热的空气里突然弥漫着一股甜腥的味道，几只狗不安地叫了起来，人们隐约感觉到，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很快，他们在桥头发现了一具村民尸体，胸口有碗口大的伤口，血流了一地。

他是那场惨案中，第一个被日本人杀害的村民。

集体伤口

“他死的时候只有20多岁，家里还有一个5岁的女儿，老婆快要生了。家里没粮食，只能吃糠，女人生下个男孩子就死了，那娃没奶吃，也饿死了。乱世里也没人管这闺女，所以没多久她也饿死了，这一家灭门了。”

许多年后，10来岁的樊平良听一个老人讲这一家的故事，只觉得背脊发凉。讲故事的人倒是很平静，满脸的沟壑中看不到任何表情。他的眼眶深深地凹了下去，眼睛浑浊，想来泪水已经干涸，樊平良隐约记得，他说在那次惨案中，他的妻子和孩子不知去向。

樊平良回家问父母，才发现原来这桩灭门案很多人都知道。

“你知道你小时候为什么叫‘逃良’？不是桃子的桃，是逃难的逃。”妈妈竟哭了。

因为村民纷纷出逃，日军开始焚烧房屋，数百民房付之一炬，他们家的三间房也无法幸免，一家人只能住进深山。第二年，樊平良在深山中的草棚中出生。

恐惧很快抵消了喜悦，一家人和乡亲们一起在树林里东躲西藏，新生儿的哭声很容易引来日军，母亲狠狠心把他抛下，带着哥哥姐姐们离开。过了一天，确认日军下山了，才又把他抱回来。而在逃难的过程中，他姐姐的手臂被日军炮弹击中，血肉模糊，没有药物，只能用南瓜熬浆敷着，一直烂着，老了还留下后遗症。

小时候大人都叫他“逃良”，直到解放后迁回村里，日子太平了，父母才给他改名为“平良”。

他当时太小了，这些事完全不记得，但母亲老了后每每说起来就会掉眼泪，她总是自责，一个当娘的怎么能抛下孩子。

战争给许多家庭留下了伤口，时隔多年，依然不时隐隐作痛。

樊平良慢慢了解，为什么村里那个40多岁就老得像60多岁的樊家婶婶总是深居简出，而人们说起她来都是讳莫如深的表情。就是因为当年，她曾被10来个日本人轮奸直至昏迷，所幸后来被救了回来，但阴影数十年挥之不去。

当一年，不少躲在家中暗阁、祠堂庙宇中的妇女被日军搜出后惨遭强暴，其中有一名村民的妻子含恨投水自尽。那么多年，人们说起她，总免不了叹息。

走过村头那座小桥的时候，有人会说起一个壮实的年轻人，据说了是因为走过日军岗亭的时候没有敬礼，被拉到桥边活活烧死了。当时日军抓了很多人去看，“以儆效尤”，以致于之后很长时间，人们经过这座桥都绕道而行。

每年水蜜桃成熟的时候，人们都会说起一个不到20岁的女孩子，因为家中粮食被烧光，只能躲到桃林中，靠吃一些还未成熟的青桃度日，谁知被日本人发现，死在了剡溪边。

在乡亲们的叙述里，许多遇难者都已经想不起来名字，而且个个面目模糊。樊平良后来高小毕业回家务农，经历了包产到户，改革开放，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老人陆续去世，那些陈年旧事渐渐说得少了。有一次，他提到那个灭门案，身边居然没有人知道，而当年给他讲故事的人，早已经去世了。

樊良忠觉得，这些人，这些事，不该就这样被忘记，他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

老人们的回忆

从今年3月起，在朋友和村委会的帮助下，樊平良开始挨个儿找到村里的老人，根据他们的口述，记录当年的种种劫难。他仔细询问遇难者的名字，努力还原他们生前的那些细节。他觉得，这是对死者的尊重，而询问中，他又了解了一些新的事。

这项工作并不容易，问了好多人，终于有一个叫樊茂锵的老人回忆，桃林中惨死的花季女孩叫樊金妹，另一个叫樊坤忠的老人想起来，灭门案中这家的男主人，全村第一个被杀的村民叫樊庆甫。没多久，樊坤忠也去世了，这让樊平良觉得，得抓紧了。

88岁的村民樊恭谨想起来，那个在桥头被活活烧死的青年叫樊祥康，“他是个有骨气的人。”

在樊平良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樊恭谨的家。那一年，他15岁，樊祥康被烧死的场景曾无数次出现在他的噩梦中。

樊恭谨也是灾难的亲历者：“当时我和妈就躲在山里的茅草丛中，远远的，日军可能也知道人就在附近，朝草丛里扔石头，石块打中了我妈的头，流了很多血。可是，不敢叫，动也不敢动。”

他出生在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祖上是地主，父亲在北京读过大学，因为种种原因辞官还乡，在当地做了个教书先生，专心培养一下代。日军进村的时候，樊恭谨已经读完高小，准备去城里读中学，一把火，烧掉了全部家产，学业停止，命运从此改变。

“什么都没有，除了这个。”樊恭谨指着屋檐上的精致的雕花，那是当年断壁颓垣中仅存的这一角飞檐。

83岁的樊苏庆说，当年他家的房子连堵墙都没剩下，唯一的“财产”就是每人身上那套衣服。他们躲在深山里，衣服实在脏得不能穿的时候，就脱下来洗了晾在石头上，然后光着身子浸在河里，等衣服干了再上岸穿上。

离樊恭谨家不远，是83岁的樊宝祥家。老人颤巍巍地走出来，知道我们的来意，瘪着嘴说：“阿爸没了。”

当时他的父亲出去找吃的，撞上日本人，被拉去当劳力，还没来得及跟家人告别就走了，后来就再也没有音讯。母亲终生未嫁，等了一辈子。

那一年，樊宝祥9岁。他说，当时他们家里条件还不错的，爸爸说了攒够钱就送他去上学，但是战争改变了一切。

85岁的俞国娥走进来，把裤脚卷起来给我们看，小腿上全是黑色的伤疤。她说，她是从30里以外的俞村嫁过来的，当时双腿中了日本人的毒气弹，小腿烂了，严重的时候三四年不能走路，只能扒在凳子上，一步步挪。后来右脚一直烂着，到现在也没好齐全……

记忆如同一道泄洪的闸门，一但打开，奔腾的水势慢不下来。

樊平良花了两三个月时间，实录这些老人的回忆，然后再工工整整地誊写一遍。

他说，他想表现的是，战争，怎么把一个个人的生活和命运都改变了。

大战争与小人物

我们问樊平良，当年被日军洗劫的村庄成百上千，而且事情已经过了这么多年，重提那些伤心往事还有多大的意义？

他带我们去看村里的老房子，还保留着民国的风格。青灰色的墙壁，屋檐上是精致的雕花，青苔爬上老旧斑驳的窗棂，吱呀作响的木门推进去，里面是一间小卖部。

这是战后村里保存得最完好的古建筑。

根据老人们的回忆，这间房是一个外地长工保护下来的。当年，日军的火烧到了村中心的仙人桥附近，这名长工赶紧泼水救火，被日军一抢打死，而他扑救过的房子却奇迹般地免于劫难，后来变成了这家小店。

樊平良问了许多人，谁都想不起来这个外地的长工叫什么名字，除了有人勉强记得他是嵊州人外，其余生平不详。但樊平良觉得，他是村里的英雄，应该被记住。

英雄当然不止一个，在这里，日军曾与几名三五支队的战士展开过一场激战，一名战士被激枪射中牺牲。虽然年代久远没人知道他的名字，但他也应该被村民记住。因为没有他们的奋不顾身，很可能更多村民会惨遭杀戮。

那么那个被日军污辱过后以死抗争的婶婶该不该被记住呢？那个因为没有敬礼而被活活烧死的年轻人该不该被记住呢？那个无端惨死在桃林中的花季少女和那惨遭灭门的一家人，该不该被记住呢？

樊平良觉得，唯有记住那些人，记住那些同样在这里生活过的曾经鲜活存在的生命，才有可能记住那段历史。

今年5月30日，沙堤村的村民们聚在村活动室外，用简单而肃穆的方式纪念73年前日寇占领溪口时沙堤村所遭遇的劫难。此时，樊平良的史料整理刚刚完工，樊庆甫们的故事，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重新了解和传播。

“虽然他记录的都是卑微、渺小的小人物，在历史的传播和普及中，许多小人物功不可没。” 奉化文广局局长周永龙说，“战争首先是国与国之间工业实力的较量，其次是参战国之间的国家决策者和军队高级将领在智力层面上的博弈，看起来小人物的作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记录和反思历史的时候，他们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周永龙认为，古往今来，很多文艺作品都是通过小人物的命运变迁，来反思和写出战争对于良知人道的背叛、对于人性的残害，最典型的就是孟姜女与长城的故事。而时代的变化，也正是通过这些进进出出的人们，这些为生活奔劳的，生存于乡间的基层民众，这些沉默中的大多数，通过他们的日常点滴来反映出来的。

这些大道理，高小毕业的樊平良未必理解，他只是希望，儿孙们能记住他有个“逃良”的名字，记住这段历史。

“没有人做过这个事，那么，就由我来做吧。”他说，“不要问值不值得，很多老人回忆的时候，都掉了泪。值得吗？在他们心里头，这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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