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才子姚苏凤

姚波

苏州才子姚苏凤
来自: 良友大漠(复兴海派“良友”) 2010-12-11 23:12:28

作者/嘉尧 来源/卢湾史话第八辑

我算来也是苏州人。山明水秀的姑苏，人杰地灵，出现了好多才子。我熟悉的有两位:一位是曾任《新民晚报》副刊《红雨》主编的姚苏凤，另一位九十年代初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范敬宜是宋代学者范仲淹的后裔，不但文笔好，写诗也是出口成章，且有远祖风，敬业乐业，先人后己。
从50年代初算起，我和姚苏凤住在南昌路，隔开半条街;他和我的工作地点又都在圆明园路，相见频繁;加上他一口吴侬软语，可谓他乡遇故知，说起来他和马季良(唐纳)、范烟桥兄都是熟人，因此备见亲切。苏凤是和蔼长者，他比我年长14岁，却以平辈论交，我称他为老兄。
姚苏凤(1905-1974)，出身诗礼人家，国学根基深厚，写七律、七绝诗最为拿手，早岁曾参加南社。他还是自由色彩颇浓的国民党员。凭借生花妙笔，他写的电影剧本相当出色。30年代初期，潘公展赞赏苏凤的才气，引为亲信，还把他主持的《晨报》交给苏凤负责。苏凤爱好文艺，爱看电影，就担任这家报纸《每日电影》副刊的主编。苏凤不满现实，有正义感和进步倾向，撰稿的影评人沈宁(夏衍)、洪深、尘无、唐纳、柯灵、舒湮大都是进步作家，编者和作者相处融洽，合作得不错。苏凤自己也写影评，对才子佳人的罗曼斯、飞檐走壁的武侠片和低级趣味的题材是不满意的。与此同时，苏凤还客串电影编剧，以《盐潮》最为出色;有时他担任电影导演，在执导夏衍编剧的《青春线》一片时，起用新人陈波儿和赵丹担任主角。1934年秋，苏凤发现潘公展那里有一张中统特务开的黑名单，上面有二三十人，田汉、阳翰笙、钱杏村(阿英)、夏衍等都是熟人，他急公好义，甘冒风险，约见夏衍，通风报信，设法躲避，才使他们幸免于厄。可是，田汉和阳翰笙来不及通知，结果被捕。他自己做了好事，却从来不向他人炫耀。姚苏凤的进步倾向触怒了CC党棍潘公展，1934年冬，苏凤终于脱离了《晨报》。他办了《小晨报》和《辛报》，其编排和内容在小型报中别开生面，对青年人颇有吸引力。
1938年，他从上海到了香港，担任《星报》的总编辑，实际上主管的还是副刊。他十分赞赏乔冠华在《时事晚报》写的社论，便邀请乔冠华写社论，打开了销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苏凤先到桂林任《广西日报》主笔。1943年，陈铭德邀他去重庆，担任《新民报》主笔，又编过《西方夜谭》、《戏剧与电影》、《万方》等几个副刊。他还写过话剧剧本《子之于归》和《火中莲》。
抗战胜利后，苏凤又回到上海，任《辛报》和《世界晨报》总编辑，管的依然是副刊。《世界晨报》是份八开小报。二、三版副刊由姚负责。一、四版新闻版由冯亦代负责，戴文葆、田钟洛(袁鹰)，袁水拍(马凡陀)、李君维、吴承惠都编过，头版头条用的都是英美通讯社电讯，不用中央社的。1946年秋，国民党军队在东北连吃败仗，中央社电讯用了“转移”、“战略撤退”的字眼，《世界晨报》便来个“拆穿西洋镜”，实话实说。其后，在潘公展的高压下，不得不采用中央社的新闻。不过，请夏衍每天为报纸写短评，这就是影响颇大的、使国民党感到头痛的《蜓蚓眼》。
上海解放后，1949年6月，苏风又进入《新民晚报》，主编副刊《虹影》，不久离职。
1951年，苏凤三进《新民晚报》，主编《红雨》。《红雨》和《繁花》姐妹副刊，在五版和六版。《繁花》由唐大郎主编。
姚苏凤精心策划《红雨》的内容和编排形式。他提倡短稿，辟有《读书一得》、《书苑折枝》、《剧坛偶记》、《读画随想》等小专栏，言简意赅，言之有物，增强可读性和趣味性。每期也用一二篇较长的文章，长短结合，以统率全局，这样便使内容生动活泼、图文并茂。有时还登点短诗或译文，作为调剂。
1956年秋，我兼任香港《文汇报》驻上海特派记者，组稿、采访、发新闻电，还要上夜班编要闻版。我请苏凤老兄为港报副刊《上海随笔》专栏撰文，大约每周一篇。他概然俯允。这样，我和他的接触经常化了。不料，反右扩大化，《新民晚报》有人要把苏凤划为右派，亏得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白彦说了公道话：“苏凤同志是爱国的，他在香港《文汇报》写的《上海随笔》都是歌颂社会主义的。”如此这般，苏凤老兄才免于受难。
苏凤淡泊名利，却有些名士风度，讲究生活情趣，早晨去沧浪亭进苏州点心，下午上复兴公园品茗谈天，因此受到某些人指责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苏凤也不理会，依然我行我素。悠然自得，曾云：“只要不犯政治错误，其奈我何？”
“文革”中期，他闲居在家，心情得宽余，把兴趣转移到桥牌上来了。他阅读过不少英文桥牌书，理论上讲起来头头是道，眉飞色舞;不过上阵时却常常失误，他叹道，毕竟老了，记性不好，难免有错。
这位富有正义感，才华横溢的报人，1974年病逝上海，终年70岁。
苏凤的哲嗣姚云，也是一位新闻记者。长期担任新华通讯社驻外记者。

姚波

姚苏凤
简介
姚苏凤（1905—1974）是一位被称为“多才多艺”的文化人，在20 世纪30，40年代就知名于新闻，文艺界与社会。
他是一位终身工作于报界的老报人。从1928年进入报馆，直至1973年退休，始终任职于报界，长达45年。他是新式小型报的倡导者，大半生工作于小型报。他喜欢也擅长于编副刊，一生创办和编辑各报副刊之多，罕有可与之匹比者。
他也曾是电影人。从1927年进电影公司工作，以后当影评人，影刊主编，影片的编剧与导演，活跃于抗战前的上海影坛。他主编的《晨报》副刊《每日电影》，与左翼电影人合作，刊登大量进步的影评，对于推动中国电影事业的进步与发展起了显著的作用。
他还是走笔于文坛诸多领域的一位作家。他写作小品，随笔，专栏文章最多，但也创作与翻译小说，写时事评论，新旧体诗。除了电影剧本外，还编写过话剧和弹词。



中文名姚苏凤


别    名原名姚赓夔



国    籍中国


出生日期1905


逝世日期1974




简历
姚苏凤，，苏凤是笔名，后来成为正名。1905年11月生于苏州，1974年8月病逝于上海，年69岁。
1926年毕业于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科。早年是苏州文学社团星社创始社员之一，在苏沪报刊发表文章。
1928年进入上海新闻界，先后任《民国日报》，《民报》副刊编辑。兼任市教育局视察员（自然科学教育）。
1929—1934年，先后在“天一影片公司”，“明星影片公司”任编剧等职。期间及其后，曾编过《歌场春色》，《妇道》，《残春》，《夜会》，《路柳墙花》，《盐潮》等十多个电影剧本，还编导过《青春线》及《女儿经》的一部分，
1932--—1935年任上海《晨报》副刊『每日电影』主编，与左翼及其他进步文化人紧密合作，发表大量进步影评，及左翼电影运动中一些最重要的具有纲领意义的文章。该刊由于作者阵容坚强，内容精辟丰富，在电影界具有权威性，在读者和电影观众中影响甚大。
1934—1935年，先后任《小晨报》副总编辑及》《辛报》总编辑。致力于创办新型的小型报，其特点是内容丰富多彩，风格清新高雅，。所开创的有特色的版面设计，雅致美观，被誉为“姚式编排”。
抗日战争开始后，《辛报》附属画刊独家首先刊出八路军诸将领的像片及八录军开赴抗
日前线的照片，曾产生较大政治影响。
上海沦陷后，经香港赴武汉，原拟办报计划未能实现，返港，自1939—1941年，任《星报》总编辑。这一类似沪式新型小型报的晚纸在知识分子中较受欢迎。
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陷敌，即撤至西南后方，1942年任《广西日报》总编辑。不久，转赴重庆，自1943—1945年，任重庆《新民报》主笔，曾主编该报副刊西方夜谈』，『万方』，『戏剧与电影』等。并编著话剧《之子于归》，《火中莲》.
抗战胜利后，返上海，创办《世界晨报》，任总编辑。这一倾向进步的报纸停刊后，任《东南日报》主笔，主编副刊。期间，曾出版小说 《铸梦传奇》，也是最早译介英国著名推理小说家阿茄莎·克丽丝蒂的作品到中国的译者之一
上海解放后，1949—1950年，曾任《剧影日报》副总编辑。曾为上海第一次文代会代表。1950年秋，重返《新民晚报》，直至1973年退休，曾主编多个副刊，写作专栏，文章, 编写弹词《琵琶记》，《搜书院》等。
1973年，文革尚未结束时退休，次年8月，病逝于沪。

姚波

记姚苏凤
来自: 良友大漠(复兴海派“良友”) 2010-03-19 15:58:38

作者/冯亦代

春天，香港笼罩在湿漉漉的浓雾里，太阳透出云层，像一面镜子；却是没有玻璃镜面的。我和徐迟走在滨海大道上，随后进了一所大厦，就在底层推开了一扇玻璃门，在幽暗的台灯前，看见一位面色白皙的中年人正在伏案疾书。徐迟给我介绍说，这位就是姚苏凤。

要认识苏凤是我的夙愿。早在我还是个大学生时，便每天阅读他主编的《星报》。我对这张报颇有好感，因为报纸编排的内容，十分吸引人。在我的想像里，这位名编辑一定是个
锋芒毕露的人，殊不知相见之下，他的文静与儒雅，竟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他说话不多，更不善于在一位陌生人前饶舌。那时他正在忙于发稿，我们不便久留，寒暄几句就告辞出来。他站起身来，说声有空来谈谈，就坐下回到他手里的新闻稿上去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苏凤，时在１９３８年夏，他正在主编《星报》。这是一张晚报，在香港是最早出版的沪式报纸。称之为沪式，因为它和香港本地人办的报纸，风格完全不同。

想不到就在这一年的夏末，我也去《星报》工作了。我做的是电讯翻译，这原是徐迟的工作，他不干了。我当时在国民党中央信托局购料处工作。经理凌宪扬是我沪江大学的先后同学，兼任《星报》社长，由他派我去的。这样我便在苏凤的指导下开始了新闻工作的学徒生涯。说真的，如果我至今对于报刊的编排有些知识的话，那全是苏凤耐心教给我的，我也一直视他为师友。

他是个国民党人，可是照我看来，他是个“党性”绝不强的国民党党员。他和国民党ＣＣ派的潘公展有关，但是除了潘公展找他时，他是很少去潘处的，而且每去必是“吃排头”，特别是他和我抗战后在上海一块办《世界晨报》的时候。

有两件事我至今还不能忘怀。

香港《星报》的经理罗吟圃，也是一位文化人，曾经做过国民党十九路军翁照垣将军的秘书，给翁写了本《淞沪浴血抗日记》。他是位德国留学生，抗战时做了国民党财阀大官僚孔祥熙儿子孔令侃的秘书。《星报》就是孔令侃办的。罗吟圃除了当《星报》经理之外，还每天为《星报》写社论，文笔犀利，颇受读者欢迎。这时乔冠华在《时事晚报》写社论，乔罗二人都是写国际问题的，一时有瑜亮之称。但从我看来，毕竟乔冠华高于罗吟圃；因为乔的立场是马列主义，而罗则限于旧报人的一套。到１９４０年罗吟圃因孔令侃在港私设电台，被香港警方破获，罗代孔受过被递解出境。这样《星报》少了个撰写社论的人，而当时香港报纸上的社论是很重要的，往往左右报纸的销路（香港人没有订阅晚报的习惯，因此销路决定于当天叫卖的份数）。

香港的国民党头子推荐了一个名叫王新命的给《星报》写社论。王新命是国民党在港办的《民国日报》主笔。此人的名气早因在报纸上宣传反共而为香港爱国同胞所不齿。如今由他给《星报》写社论，着实使苏凤不安。他和我商量要请乔冠华至少给报纸每星期写三天社论，乔冠华很忙，他每周要给《时事晚报》写四天社论，商量结果，由他担任两天，由苏凤自己写两天。这样便将王新命写的社论减为每周三次了。好在这个家伙也不是为了在《星报》上开辟“党国”宣传，每月月薪照拿，而少写一半有余，乐得逍遥，便也不声张了。他们三人同写社论，却成了报纸销路的温度计，乔冠华的销路最高，一般销七千份，苏凤平平，销四五千份，至于王新命有时竟惨跌到千把份。因此逢王写的日子，发行课把印数压低，以免过剩。

抗战胜利后，苏凤和我在上海办《世界晨报》，这是张四开小型报。他任总编辑，但只编二、三版副刊，一、四版戴文葆、袁鹰、袁水拍、李君维等人都编过。苏凤从不过问报馆的人事，因此那时的编辑和记者，除一两个中立的，其他都是反蒋倾向极为浓厚的，有的则是中共地下党员，由夏衍介绍。

《世界晨报》一贯头版头条是不用中央社电讯的，用的都是英美通讯社的新闻。１９４６年夏秋之际，国民党在东北连吃败仗，中央社发的电讯，不是“转移”就是“作战略撤退”。我们有次连续几天发了“拆穿西洋镜”的标题和电讯，潘公展坐不住了，把苏凤叫了去训了一通，限令他以后报纸头条必须用中央社的电讯。苏凤无法抗住这份压力，第二天便用了中央社的标题。有一天，夏衍同志打电话来问我，我便去找苏凤谈。苏凤正在家里生闷气，我一去，他说了事情的经过，并说是否可以请夏衍每天在第一版上为我们写短评。夏衍同志同意了，这便是以后为《世界晨报》编辑和读者所念念不忘，而又为国民党反动派所头痛的《蚯蚓眼》。

苏凤和共产党人的接触，并不自《星报》始，早在三十年代任明星影片公司编剧时，就和夏衍等人有了来往并受到影响。按说一个老国民党员在电影和新闻界做事，必然是给国民党当打手的；但是苏凤却不一样，他有正义感，且有书生气。凡他看不惯的事情，他会争论到面红耳赤。也由于这一点，他讨不到潘公展的欢心。他的同辈一个个登上升官谱，而他则仍是一介书生，除了编副刊，还是编副刊。有次喝了几杯酒后，他和我谈到他的际遇，他说文章憎命达，其奈我乎。他认为从事报纸工作是他惟一的快活，说他既不会做官，也不会有人要他去当官；因为他不能俯首听命于人而做违心之事。官是必须俯首听命而且能做违心之事的，他有所不屑。
他秉性恬淡，达观乐命，读读侦探小说，打打桥牌，找个把友人谈谈，其他就无所求了。

　　１９８４年６月１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