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忘记的人物——姚文藻 ——姚堂村记忆

姚波

不该忘记的人物——姚文藻 ——姚堂村记忆


前面所述的人物或多或少我还见过，至于姚文藻，我就只是听说了。据说，他去世于1975年左右，当时我才三四岁，两家相距又远，所以根本没有印象。
姚文藻，去世时大概也得有70大多岁，因为他和大刘楼程书勋团长为结拜兄弟，年龄应该相差不大，人们都喊他“老六”。不知是家中排行老六，还是与程老五结拜时排行老六。
姚文藻是个三朝人物，——经历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的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我村，他算是比较富庶的家庭之一。家中有多少地不知道，反正在当时济宁到开封官道上的集镇——马集，拥有一家药铺。并且划分阶级时，有关部门爱面子还给他评了个富农成分。可见，家庭富庶一斑。
此人有文化，是我村的“大傧”，当时也叫“喝礼生”，还称礼相。在封建社会时代，大傧可不是谁有钱谁有势力就可以随便当的，必须懂“礼”。用现在的话说，拥有“礼”学方面的相关职称。
他是个“三开人物”，也有叫开明士绅的。在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三四十年代，他思想开明，世情通达，在国民党、共产党、江湖绿林人物甚至汉奸都有来往。浅显地设想，当时各种相对于老百姓都是强权的人物和他结交，无非都是想他点东西。他有钱，他有药。他能赢得多种势力头面人物和他交好，无非是看钱不是太珍重，善于施舍。现在想起来，真是难能可贵。我村相传有十八家地主富农，祖上都没有达官显贵的底子，也就是说家产都是靠辛勤劳作、一点血一点汗挣来的，也就是姚文藻能够看得开，放得下，懂得“舍与得”的内涵。所以，荣得“开明士绅”桂冠。
此人为人很厚道。马集蒋家蒋田仁（音）曾是他药铺帮助抓药的小郎，跟随姚文藻很多年。姚文藻劝他该成家了，蒋说娶不起媳妇。是姚文藻全部负责蒋田仁结婚成家的。现在蒋家后裔众多，还一直念念不忘姚文藻的恩德。就今天想起来，依然有跟随一个东家干了多年的打工者，依然有娶媳妇成家困难者，但至今鲜见东家为打工者全包结婚成家的。从这一点来说，作为一个农民，姚文藻为人厚道，精神可嘉可表。
他对社会很有见地，更倾向于正义，倾向于弱小的共产党。他与城西的大部分各路英豪都有结交，程树勋（程老五）、王道平（王四瘸子）、董玉修（董二扁食）、张殿福，还有中共鲁西南军事部长宋励华（宋大牙）等等。第一届中共定陶县政府成立大会就是在他马集的药铺秘密召开的。鲁西南共产党人如果没有对他的充分足够的信任。这样的会议在他家召开是不可想象的。
张殿福家是现在的曹县青冈集乡张大王庙村人，开始也是家贫受欺，投身绿林的豪杰人物。也参加过抗日，只是后来站错了队伍，成为曹县还乡团连长、营长。他的妻子娘家是我们姚堂村人。他们互相之间也又结交。
我村曾有一个共产党这方面的联合村长，叫啥名忘了，论辈分我该喊他爷。有一天，他们互相之间在马集相遇了。张殿福立即带人追踪抓捕。那个联合村长爷急急忙忙逃进了姚文藻的药铺里。张带人跟踪而至，被姚文藻劝住了：“姑爷，不论你是干哪方面的，再说他也是娘家门上的人。你们都不是代表自己一个人，一旦动开刀枪，彼此之间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不如吓唬吓唬他就算了，以后好见面。再不然，也得给我个面子。”张殿福听从了他的劝告，撤兵走了。不料，合该那个村长爷没福，回到家，竟然吓死了。
以上这些仅仅是对姚文藻的介绍，其实每个人都有一大堆故事。今天我说，我们姚堂村应该记住姚文藻的是，他曾经力挽狂澜，避免了我村在那个动乱时代一场冤冤相报的血腥杀戮。
这个时间大概发生在“拉锯时期”，准确的说，是在共产党河北休整时期，刘邓过黄河之前。国民党派来装备精良的五虎大将邱清泉逐鹿中原，鲁西南一带共产党革命工作一度陷入低谷。被均分土地、财产的地主富农势力一时精神大振，积极配合中央军准备反攻倒算。我村亦然。
据说十八家地主富农齐聚开会，因都有武装，准备先向那些穷枪班、村长等共产党培植起来穷鬼家庭开刀。开会到了最后，姚文藻才急匆匆被邀来（他家也是富农），让他拿个主意。姚文藻大吃一惊：“你们都不想活了吗，想被灭族是不？你们别看现在中央军气势汹汹，共产党刘邓大军现在在河北，马上就要过黄河。你们把那些村长杀死一个，到时候不知几个人要给他抵命！赶快打住这念想，把家伙都扔了。”就这样，我村避免了一场杀戮，家族之间就没有了世仇。
我就听说过，在这段时间，有很多村出现了杀戮，有很多村家族之间有世仇。就是到了新世纪，有的村彼此家族之间还是有矛盾，给基层治理带来很多无法解释，难以调和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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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锁堂——姚堂村记忆之九
锁堂，大名叫姚树仁，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去世。先说他的小名，是因为他辈分在我村相对较低，并且这个名字也较为响亮，人人都知道。他家是世代中医，在民国时期，家庭也是较为富裕的。他的父亲叫姚金才，小名隔山，以擅长治大背疮远近闻名。据说，姚金才颇有杏林春暖之风，给人看病从不讲价钱，给钱也要，不给钱也看，甚至，穷困潦倒的病人还送人钱财粮食。所以，诺大的家产最后也是所剩无几。从后人评价看，德艺双罄这几个字送给他毫不为过。姚树仁，门第出身，又师承过扎邪的本村先生老宋，建国之初，1952年，培训赤脚医生，他就成了我村的不二人选。
我小时候身体较弱，又有黄疸肝炎和肺炎缠身。据母亲说，如果我的小屁股的皮是一张纸的话，早就被扎成稀蚊帐布了。所以大队卫生室就给我留下了最初的印象。
想想现在的新农村社区建设也不过如此。那时候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村的公共建设还是比较完备的。当时的姚堂大队和现在也一样，辖姚堂和郭油坊两个自然村。就在两村中间，我村的西头，就是大队部。一拉编八九间房子，有大队办公室、大队仓库、代销点、卫生室、打面机。好像在西头南面还有一两间配房，里面用玻璃外装，瓶瓶罐罐很多，是个农学实验室，反正我见过有的瓶子里是各种状态的瓢虫。
卫生室和代销点相邻，靠近东头。姚树仁当然是卫生室负责人，还有一个当时算年轻的郭明礼。在我的记忆中，姚树仁扎针不如郭明礼扎的好，很疼，所以也是小时候见了就怕的对象。
大概上小学时期吧，我割草回来，突然间肚子疼，疼的满地打滚。家人手足无措，急急忙忙去喊姚树仁。那时候，大队卫生室好像已经解散了，他在家住。他是慢慢腾腾、有说有笑走来的。根本不急的样子让我记忆很深刻，看到他的笑容犹如魔鬼一般狰狞。我母亲也很急，抓住我不让动。他却没事一般和父亲扯东牢西，到我跟前还逗我：“真没种，男子汉大丈夫，这点疼哭鼻子。丢人。”然后给我母亲说，“别拉他，给他个小凉席，让他到树底下躺着去。”看到他胸有成竹的样子，我母亲也没有那么紧张了，就撒开手，让我自己去。我父亲和树仁关系不错，就安排母亲随便弄俩菜。
在树下，树仁拍了拍我的脸，让我张开嘴伸出舌头看了看，又握住我的手脖摸了摸。依然有说有笑地、不断地和父亲拉着呱。我则痛苦的眼神跟着他的手看。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看似油乎乎的布兜。打开，里面全是一闪一闪的银针。掏出一根大的，还故意在我眼前晃了晃：“这根针大不？”我一时间似乎忘记了疼痛，恐惧且哀求地大着胆子和他商量：“吃药中不？”
“想吃药？没门！”他依然吓唬着我，“躺下，不听话我就多扎几针。”
父亲也在训斥着我配合。不得已，只得狠狠地闭紧了双眼，任他摆弄。
他粗糙的大手在我肚子上满肚子摁、呼拉。不一会儿，他笑嘻嘻地给我说，“睁开眼！”我发现在肚脐眼附近多了三根一晃一晃的银针，竟然没有感觉疼。
他问问肚子还疼不？奇怪，一感觉，竟然不知啥时候也不疼了。所以，胆子也大了，故作坚强地说，根本就不疼，我不害怕。他坏坏地笑了，随手就一个一个捻动了银针，有点木木的、麻麻的感觉。
“受凉了！没事。在这里呆着吧，俺去喝酒去了。”不知啥时候，我竟然睡着了，什么时间给我拔的银针都不知道。
作为中医世家，他也颇有家传门风，包扎红伤、扎银针这些医学服务，我是从未见过、也没听说他收过钱。
他记忆力颇好，经历很多，所以，不论在大队药铺，还是在饭场吃饭，都好讲古。
他的脉经都是家传的，技术也很好。村里一般有人快不行了，都找他去把把脉。他就安排后事：或者没事；或者可能得赶到打春、秋分、春分；或者几天几天，家人赶紧操持东西。这些求他的事，他也是分文不取的。
后来，年龄有些大了，脾气也变的有些古怪。他身体不好，有肺气肿的毛病。所以冬天晚上喊他，不论是谁，他一般是不起床的。因为本村还有一位赤脚医生郭明礼，并且是俺村的外甥，很好支使。所以，就喊他少了一些。
他儿子勋峰和我同岁。勋峰也是少年贪玩，逆反抵触心理较重，他待孩子也娇了一些，所以根本没有学成。晚年很有些失望。
大概是91年暑假，家里盖房子，我看守工地。露天睡了一夏天，就落下了关节炎的毛病。在第二年，也是夏天暑假，我就找他扎腿。
他对我的求医，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一般找他都是晚上。要等他吃过晚饭以后，把一切收拾停当，把不时找他的求医者都打发走以后，方才把我拉出药房，专门到他西边两间堂屋里，拉开架势给我扎针。他便扎便给我说，这是什么什么穴位，管啥的，在哪个地方，等等。扎好以后，他就倒着茶叶水和我拉呱。我对他一直是比较尊敬的，虽然听不懂那些中医名词，或者不懂装懂随声附和，他还是表现出了极大地热情。有时候我确实有点精神不支，他就给我阴阴针，也就是捻一捻。总之，一般都是到天明，鸡叫，他才起针。我每次去，都是给他买一包2.5元一盒的硬盒白大鸡香烟，每次都是他一晚上自己吸完。阴针、吸烟、喝茶、讲医，天天如此。
他说：“金眼科，银外科，抓手脖子的吃窝窝。”他说：“秀才学中医，篦子上抓窝窝，很容易。”我当时上高中，用他的话说，就是秀才。岂不知，那只是古训。我接受的除了语文，基本全是西方教育，根本不是他认为的秀才。那一些君臣佐使，奇经八脉，云山雾罩，如听天书。
他讲银针，順捻为补，倒捻为泄。
他讲脉经，寸关尺尽在三指掌握；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啥是心脉，啥是肺脉，啥是肝脉，啥是肾脉......
他讲我们当地的草药，啥是地黄，啥是香附子，啥是防风，以及采药的季节、时辰......
他还讲他家的药书，他父亲留下的《脉决》，专治妇科病的《竹林寺》......
总之，不是半个月，就是二十天，我们俩天天如此。我只是治病，也感觉到他想收我为徒。但自己觉得，我是学生，目标是考上大学，根本没想过要当医生。所以，尽管我表现出一副极有兴趣的样子，他的不厌其烦、循循善诱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
也不是完全没有效果，后来上班以后，我偶然间也对传统中医表现出了兴趣。所以购买了《黄帝内经.素问》、《灵柩篇》、《傅青主女科》等一些书籍，甚至还专门向一位医学毕业的讨了一本《中医学基础》。发现那些脉决和他家藏的手抄本有很多不同，就是那些灵柩素问的道理，他也未必都懂。
真正想向他继续学习时，姚树仁已经去世了。岂不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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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八顷地的要饭花子——姚堂村记忆


       顷，这里不是指的现在的公顷，是我国传统的地亩计量单位，指100亩地。据我村上年纪的人说，我村以前是有大户的，估计也是在19世纪20-年代左右，那是姚思梦的爷爷。姚思梦，小名银合，就是我村在解放时期被吓死的村长，论辈，我该喊他爷爷。在解放前夕，他已经成了我村的农会长，据说，银合奶奶要了半辈子饭。时间不过就是百十年，真不知道，他家上辈各位爷到底是摊上了啥大事？还是祸败家业，上世纪三十年代竟然落得如此穷迫狼狈。。
       据说姚思梦的爷爷娶的媳妇是曹县袁家。当时，那个老老爷爷家已经是富甲一方了，家里有四十八顷地，有下庄子。按现在来算，就是有4800亩地。现在我村加上郭油坊自然村，连村庄、路沟河渠都算上，也不过1900多亩，还是被二三百户平均种着，可见当时他家是多么的富足。封建社会，谈婚论嫁，讲究门当户对。他家就与曹县袁家结下了亲戚。上那里走亲戚，不免自夸，俺家有四十八顷地。不料曹县袁家 听后嗤之以鼻：“四十八顷地？奥？原来是个要饭花子啊！”那个老老爷爷不免大吃一惊，仔细询问，原来曹县袁家的地产远比他家多得多，是双千顷地，也就是20多万亩地啊。我现在马集镇上班，乡镇耕地数字张口就来，也不过耕地7.5万亩，这还是合并乡镇以后的数字，即原来的马集、力本屯两个乡合起来的数字。二十多万亩，相当于现在三个马集镇的大小啊。怨不得人家说是四十八顷地的要饭花子呢。
      关于他家的事还听说一些。那个姓袁的老奶奶是一个独眼瞎，并且是曲阜孔家的外甥女，也就是说，她的母亲是圣人门第， 在那时候相当于公主或者格格 。要不是眼有点毛病，绝对不会下嫁到我村的。那个“公主”曾经到姚堂来过一次，回去说：“也中，几片砖瓦也算堆搭成了房子，下雨淋不住闺女。”可见，曹县袁家家族是多么蔑视和看不起。
       后来，曹县岳父去世，姚堂作为女婿，理应是重客。但是，公主母亲害怕姚堂女婿给袁家丢人，专门安排人远远迎接，嘱咐从后门进入，并且老母亲还特意在姚堂礼盒里加放了两个金元宝，才安排送到礼房。虽然如此，家里下人轻慢依旧。但是，到了祭奠之时，姚堂这位爷，连哭带走，声情并茂，行了一个花二十四拜礼。不紧不慢，章法有度，就让中国礼仪宗源的孔府大家也吃惊不小，让所有宾朋刮目相待。一时声名鹊起。姚堂是个懂礼的村庄。我曾经写过关于左山一带的礼仪民俗，想不到我们还地方礼仪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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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念朝关于姚文藻的叙述——姚堂村记忆之七

      我村开明人士姚文藻，人称老六，其实是他上面姐姐多，就顺势称之为六妮子，大概是老人为了他好成人吧。在解放前是个里长，一里管八乡。是当地极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姚堂村校部管辖范围大致是这样的的：东到南王店东四五里章子集，西到安陵集西五六里章子集，也就是双章子集，这两个集，都不是个集会，只是村名。南到魏湾附近，东南到离曹县十八里地的雨花店（音），北到菏泽金堤附近。虽说管辖地域宽广，但由于是菏泽、定陶、曹县三界首地段，只是管辖属于菏泽的辖地和人口。另外，彼此之间，各个里之间的耕地与人口也是相互交叉，互相镶嵌。比如，我村庞姓，就是曹县户，虽同住一村，耕地相邻，确是无权管辖。
      姚念朝的父亲叫姚文玉，是跟从高庄乡乡长高金铎的跑差人员，其实就是地保。由于临近校部，勤快，人望不错，所以各县各乡乡长、地保都有找他帮忙、协调耕地纠纷的事。他家就有了丈量耕地的“尺杆子”，所以就有了“一家尺杆子量三县”之说。菏泽尺小，定陶尺大，曹县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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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毯加工与姚洪彬——姚堂记忆之五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期，姚堂村地毯加工在定陶城西享有盛名，甚至远在天津、河北、河南的地毯厂都知道，他们的业务员都笑称这里是“地毯窝”。特别是91、92、93年，该村相继出现地毯加工放活点好几家，诸如姚洪彬家、姚永喜家，姚正文家、姚念义家、姚念起家，还有以庞志学、姚永强等为主承包的村厂。县地毯总厂、陈集国华公司、县联社、竹业社，菏泽地毯总厂、菏泽二毛地毯厂、天津十四厂、微山县地毯厂、河南长葛地毯厂与这里都有业务。
      当时，姚堂村是附近远近闻名的富裕村。首先一点，最先解放了未婚女孩的生产力。在当时，人们认为外出打工是一件有伤风俗的事，特别是女孩。当时的未婚女孩一般都是随家里人收拾棉花、割割草喂羊，冬季纳个鞋底、织个毛衣、织织土布，收益归家庭统算不说，在家里丝毫体现不出明显的价值。但在姚堂村则不然，一般不上学的女孩都从事地毯加工，一年收益开始大体都有一千多元。当时的一千多元，足足能够相当体面的出嫁一个姑娘。就是说，姑娘一年的收入就能够出嫁自己。有钱了，也能够打扮自己，所以穿着也相当跟上时代，人是衣裳马是鞍，就显得漂亮。
       姚堂村有姑娘的，当然从事地毯加工，家里收入也会有明显变化。后来，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订单的不断增多，原有的厂房远远不能满足订单需要，就有了有的姑娘自家开始制作织机，在家加工。当时一般的行情是这样，织机每平方英尺要提一元的机床费。所以，只要有空房子的也有在家置办织机的。当时，姚堂村的群众出门几乎不用带身份证，人家都知道是姚堂村人。举个小例子吧：比如卖粮食或者加工粮食，姚堂村绑袋口的绳子一般都是用棉纱，而外村的一般还是用布条。所以，人家一样就会认出来。
       姚堂的地毯加工是引人羡慕的。所以，外村的姑娘争先恐后来此学织地毯。谁家要是有和姚堂村有亲戚关系，那就觉得荣幸，可以把姑娘送来学织地毯。没有亲戚的，也托关系，找门路，把姑娘送来。所以后来姚堂村的徒弟和地毯织机分布远及城西十几个乡镇，最远的有曹县古营集、曹县魏湾、曹县庄寨、牡丹区金堤、何楼、王浩屯。一般每个星期，从姚堂村出去的地毯半成品要达到5000英尺左右。每逢验货时间，车来车往，络绎不绝，热闹非凡。
      说到姚堂村地毯加工业的辉煌，是姚堂人就不会不提到姚洪彬。
      姚洪彬，大概是九五年左右去世的吧,，享年七十岁左右，是我村的一位老村干部。先后在大队后来是村委会干过民兵连长、调解主任、治安主任、村委委员等职务，和六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支部书记姚显庆、姚文朴、姚正文先后搁过伙计，搭过班子，虽然连村二把手也从未干过，但我村带外出河工的工作一般都是他，我村的河工工作也次次都是先进。用上年龄的人话说，他是个“老河筋”。意思就是在挖河时懂行。
      他个子大概也就是一米六多一点吧，不算太高。但他是出了名的勤谨。人们一提到他的形象，就是不论在哪里见到他，总是架着两只手，一溜小跑。
      我村的地毯加工起始于1979年，归因于当时鼓励村办集体副业政策。当时县里也实行类似于现在“第一书记”的政策。团县委负责我村，和今天一样，团县委依然是穷单位。为什么团县委在我村驻队呢？据说原因于原力本屯乡团委书记冯爱菊（现于县妇幼保健站站长退休）在我村包队，我村团支部书记姚金锋又是原力本屯乡团委副书记，所以来了个对口帮扶。时任团县委书记是王应聘、副书记邵好学，组织委员年轻一点，是史步军。这三人都是后备干部，特别要求上进，所以后来都进步了（王应聘于县水利局长退休，邵好学于市级干部退休，史步军现任市人社局局长）。王邵二人是领导，经常参加县里会议，不经常住在这里，史步军工作不太忙，就和姚堂村大队干部群众吃住在一起。当然了，现在，姚堂村人津津乐道团县委书记王应聘几乎成了七队队长的典故，王书记驻村的时候，天天为七队打上晌和下晌铃，和七队群众一块干活。也就是说，当时的团县委驻村干部和姚堂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当时的村支部书记是姚正文，民兵连长郭连仲，会计张本仁，调解主任姚洪彬，年龄较大一些；团支部书记是姚金锋，姚永喜是团支部委员。作为年龄稍大一点的村主要干部希望团县委，能否竭尽所能给村里弄些化肥、柴油，在当时，这些东西都是稀缺物资，凭票供应的。当然，团县委这一班在当时的年轻干部估计能量也有限，还比较坚持原则，表示困难。但以姚金锋、姚永喜为主的年轻干部则希望给弄个致富项目，发展副业，和要求上进、雄心勃勃的团县委工作组意思比较一致。所以，他们在全县行情比较的行业里认真选择。最后推荐了到外贸局看看加工地毯这个行业。
       79年，姚堂村地毯加工开始了，置办了四台织机（当时的县地毯厂才有十台织机，陈集国华公司缔造者苑宪章刚开始置办缝纫机，地毯加工尚未开始。）。召集了我村第一批地毯加工学员，知道的第一批学员有姚洪业、姚永海、姚月梅、姚素真、姚春花等等。反正我见过他们开会，在家西大队部，还奖励部分学员涂着毛主席语录的毛巾和脸盆等。
      其实，第一批地毯干的颇为不顺。一是 选择的地毯规格太高，大概是二百四十道的，也就是每一英尺长，要有二百四十根经线，太稠，工作进展不快，完全织好要一年多的时间，见效太慢。二是师傅不好请，聘请的师傅管吃管喝发工资，也是三月一换，两月一换。当时是自负盈亏，自己买毛纱、棉纱。没钱怎么办？团县委协调了县里某个单位给了3000元的无息贷款，镇财政老马又给了1000元的无息贷款。大约干了两年，第一批地毯终于下织机了。但是，地毯行情却是下来了，卖不出去。
    村干部一班人愁煞了头，不得不到县地毯厂完成后六道工序的后修，求时任县地毯厂会计的刘自新（后来任县厂厂长）的父亲（在天津地毯十四厂工作）拉到天津去卖。
    销路不畅，产品卖不出去，姚堂村地毯加工搁置了起来。大概过了两三年，也就是85年底，天津来话了，地毯已经出售，不过不是原先市值的7000多元，只卖了5000多元。这时候行情也见好，县厂也在踌躇满志，已经取得县委政府的支持，正在扩大规模。这钱，是还贷款，还是继续办下去？这是摆在姚堂村委会会议上的一大课题。这东西离我们生活太远，实在太不好把握行情，所以说啥话都有，意见不一致。姚洪彬已经熟悉地毯加工管理，姚永喜熟悉行情和发展趋势，并且通过两年的地毯加工，已经拥有了一定数量的技术人员。二人坚持先不还贷款，用这笔款作为筹备资金，扩大规模，在村委会以上获得通过。
扩大规模，原有的厂房面积太小了，织机也需大批增加，就那5000元无济于事。他们先从赁房开始，在家东学校后院开始了重建。各人都从家里拿钱垫支。就这样，姚堂村地毯厂初具雏形。开始依然是自负盈亏，做过很多尝试。据说干过棉纱麻质地毯，也干过200道的，也干过120道的，最后落实到基本固定到以90道地毯为主。大概时间不长，县地毯厂急需扩大规模，创了外汇，得到了县委政府的大力支持，所以，升格为县地毯总厂。姚堂村有以前的业务关系，就顺势称为第四分厂。不再进行自负盈亏了，是地地道道的来料加工。
那几年是姚堂地毯腾飞的几年。也如正式工厂一样，也搞劳动比赛，据说我厂一个员工每分钟砍了75个头，比县地毯总厂的正式职工手还要快；为了正当月冠军，还有通宵达旦加班干活的；甚至没有电了，有点支蜡烛，后来点着汽灯干活的。真是热火朝天。我村的姑娘毕竟是有限的，就在外村招工。这样就培训了大批熟练工人。村厂的地方织机还是不能够满足订单的需要，就增加织机，安排在村里新盖的暂时闲置未用的房子里，甚至动员我村的姑娘回家自立织机。
在这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地毯加工在我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曲曲折折，付出最大的就是姚洪彬。
他是生产厂长兼库管。一开始在村西大队部，别人都可以回家休息，他不行，他要看家，十几年间，他在家住，没有在仓库住的时间长。他要照顾聘请来的师傅。他的三弟，现年已经八十余岁的姚念朝说：“俺二哥啥事都会掂对。当时，俺几个在林场，种了一点丝瓜和蔬菜。到快做饭时，俺二哥就去了，说不了摘点啥菜，就回去给聘请的老师做饭去了。冬天，他家腌的咸菜就有一部分是为老师准备的。”这项工作是琐碎的、具体的。